往期深度营的同学谈起梁栋，总说他“特别严谨，十分注重事实核查”。事实上，这也是他在分享课上留给十六期同学最为深刻的印象。
作为深度营的资深营员，在两年半的学习和实践中，他不断审视和反思当下的新闻环境
在他看来，现在的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中不变的、最应该坚守的东西依然是事实。“
面对初入深度营的十六期同学们，他希望能在开营之际与同学们分享他对新闻的理解，并从“事实”这一原点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在这个时代做好新闻。
被邀请回深度营做分享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可以说点什么。作为一个和大家同龄的新闻学生，我没有太出色的能力，只是幸运地在深度营的帮助下、在行业的托举中走过了一小段路。与其说是分享，不如说是和大家讲讲我近来的学习笔记，也聊聊我一直以来的困惑——对于新闻而言，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主要源于我个人的感受，以及结合一些行业前辈的观点，我想到了两个词：
陈接峰教授在论文《新的中心：弱权关系下传播体系建设的底层逻辑》中指出，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信息流动趋向于弱权关系。个体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加速者，成为“新的中心”。
陈老师提到的弱权关系，既强调强权关系中媒介权力的公共准则，又提倡等权关系中个体的态度和观点，其实就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交叉地带。但我并非要表达这个意思，而是想借用“弱权”一词，强调的是现在受众强权、媒体弱权的情况。
这是说，新闻行业过去那一套采编、运营、职业伦理的体系已经遭到破坏，但目前并没形成新的规范。对于有志于新闻行业的学子而言，如何去做才可以写出好的报道、成为一名好记者？答案并不那么清晰。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做的：了解过去认为好的报道、好的技巧。它们不一定适用于现在，但至少先了解，再判断好不好、有没有价值，才有机会在此基础上凝聚出一些新的共识。
，过去主要是传统媒体，比如说党媒和市场化媒体，但现在多了非虚构平台和自媒体。自媒体又可以分成生产优秀品质的内容的自媒体和只追求流量的自媒体。因此在身份上，除了严格意义上具有记者证的记者以外，还有非虚构平台的写作者，自由撰稿人以及自媒体人。
，对于深度报道而言，过去比较多的两种形态是调查报道和特稿，近些年来，解困式报道慢慢的变成为一种新范式。
过去的时候，记者在灾难报道中用的比较多的是两种视角，一种是寻找问题的根源，可能会对一些涉事单位做问责；另一种是遇难者叙事。在灾难面前，如果只有通报上的数字，人们可能对于这一灾难并没有切身的感受，也难以记住它并从中吸取这次的教训。但是当读到具体可感的个体故事时，我们可能会有更深的感触，也会对生命有更深的尊重和敬畏。但即使再克制，遇难者叙事也必然是悲情的，有时甚至会被认为是在“吃人血馒头”。
比如，采访对象要不要匿名，能不能匿名？要不要给采访对象看稿？这些过去理所应当的事情，在当下成为要重新讨论的议题。
一些老媒体人会把当实名当作新闻业的常态做法，认为化名才是例外。过去我十分认同这一观点，但随着慢慢的变多争议的出现，我也开始有了反思：假设我们默认受访者实名，但是他们可能并不了解这一准则而更愿意化名，那这种默认算不算一种隐形权力？我们有没有实际做到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人？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五条规定，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其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
通俗地理解，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隐私权可以做一定的让渡。但这种让渡是有边界的，隐私权和公共利益之间有一个平衡点。问题是这个平衡点是模糊的。公共利益怎么去衡量？二者究竟怎么平衡？现在还没有答案。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咱们不可以天然地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至少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到底怎么做才更合适，如果我作为受访者，我会希望记者怎么做？
另外对于受访者看稿的问题，在过去，很多时候媒体默认不给采访对象看稿。但在当下也出现了新的处理方式。
例如，“真实故事计划”的罗方丹老师在微博中分享了自己处理该问题的四个方案：A是全篇给，B是只给相关的，C是提炼信息，D是不给。她一般按照 ABCD 的优先级排序。实际上这不仅关乎新闻伦理，也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价值排序，比如内容准确性、作品完成度、对受访者可能带来的影响等。
，过去我们大家都认为新闻承载着公共价值，其功能是记录现实，以及进行舆论监督。如今，这些价值依然存在，但是咱们不可以忽视新变化。
比如说情感转向的趋势。现在很多公众更倾向于看一些能引发情感共鸣、或是与个体经验相关的新闻。王焕熔老师在
时分享过这样一个观点，“人们连自己的苦难都无处诉说，更遑论共情他人的不幸”。在受众强权的时代，媒体若想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可能比较需要仔细考虑受众的需求和认可度。
公众的媒体认知也在变化，媒体的权威性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舆论场上有时会出现一些针对媒体的阴谋论，部分民众甚至高知分子深信不疑。而那些我们大家都认为的专业媒体、敢于说真话的媒体，却并不一定被公众所知。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该再把过去的新闻伦理、新闻规范看作是理所应当的，或者是先验性的事物。值得反思的是，新闻追求的公共价值到底是如何定义的？我觉得应该把新闻作为建构媒介世界、建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去重新理解新闻。
这个词是由前媒体人彭远文老师提出的。从信源的角度来看，通报也属于单信源，不能不加思考就全然相信。通报与事实有出入的情况也并非不存在。
上面提到的这些，大多来自其他记者老师的分享。这里主要是做一个梳理总结，给大家提供一些真实的参考。
新闻行业面临着很多变化，但这条准则不会变。重点是，如何建构事实意识和信源意识？
我自己结合记者老师的分享、在深度营的实操训练，以及实习过程中的体会，作了以下总结：
事实核查大致上可以分为事前核查和事后核查两种。事前核查一般就是新闻把关，在发稿之前要对信息和事实进行审核，确保报道没问题。事后核查一般以事实核查新闻的形式出现。
举个例子，当我们采访了一位值得信任的专家后，不是说要时刻怀疑他在专业方面存在漏洞，而是要警惕他在记忆或表述上也许会出现偏差。第二，不能天然地相信采访对象说的每一句话，有时采访对象有可能受到利益驱使。第三，要警惕一切敏感信息，控制风险、保护自己。
交叉验证最基本的要求是至少有两个独立信源，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独立信源一般是指信息并不互通的两个信源，即不是第一个信源介绍的、基本不存在串通可能的另一个信源。例如，今天我问了一位目击者，明天我问了一位当事人，这两个人是我分别找到的，互不认识，那就能判断信息大概率属实。当然，越有多方独立信源越可信。
信源一般指信息的来源，第一类是人，就是采访对象；第二类是物，比如数据、公告、文件、出版物、论文等。过去我一直深信“七分采、三分写”的理念，认为没有采访便不足以构成报道。但这个分类告诉我：并非所有报道都需要采访，关键还是看报道的类型，如某些财经领域的消息稿可以仅使用公开信源来完成。
。第一，正常的情况下，信源要广泛。第二，信源要平衡，但也并不是说给到对方发声机会，报道就平衡了，可能还需要更谨慎。第三，要核实，核实信源身份是否真实，核实说的话是否真实。
具体在操作上，一是要警惕单信源，这里说的单信源不只是最终报道上只有单方视角的信源，也包括单独出现的采访对象，有些情况下尽管核实不了，但至少要保有合理怀疑。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例子，
。二是关于信源平衡，仅只是给予对方回应的机会是不够的，单纯报道“对方未接通、挂断电话”存在风险，还要做更多尝试。
如果每一句话都严格地注明信源，稿子会写得很硬，可读性很差。一些敏感的调查报道会出现这样的特点。但在特稿中，我们常追求的是可读性，在这方面我还在继续探索学习。有一点想提醒的，一定要本着保护自身的态度去做新闻，特别是在敏感事件中，一定要交代清楚信源。
除此之外，要把每一篇报道都当作最后一次报道，不要怀有可以修正或跟踪的侥幸。
现在的舆论场事实反转太快，过去的跟踪报道、有机运动的观念可能已不再适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报道中要要保护信息核查的完整性，能够多信源的一定要多信源。不能核实的，也要留下你的核查痕迹。其次是要警惕采访对象“反咬一口”的可能性，“农夫与蛇”的故事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可能重演。
作为刚进入深度营的同学，或者是刚进入一家媒体实习，我们大家可以怎样通过训练来提高个人？下面我分享几个我个人在实习和深度营中学到的一些小技巧。
在进入一个媒体或一个机构的时候，可以先去明白他们是怎样的，要做什么内容，写作类型、采编流程等是怎样的。
有一条主线需要我们来关注，即新闻机构的调性。调性就是定位和属性，在互联网语境中指的是品牌的风格、气质或整体感觉。了解一个机构的调性，一方面能够多看他们生产的内容，另一方面则能关注slogan（口号、标语）。
不同调性的媒体会生产不一样的新闻，切入角度不同，落点也会不同。落点通常能分成三个，即第一落点，第二落点和第三落点。第一落点指事实或事件本身。第二落点指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第三落点是引申出的对结构性议题或延伸意义空间的思考。
在进行约采时，有几条根本原则，一是要真诚、有明确的目的性。二是要有礼貌，有始有终。比如说约了采访，那么不管是最后自己放弃了，还是对方拒绝了，都要感谢对方，或至少跟对方说一声，总之你要有一个回复。
三是不要贸然联系、贸然答应、贸然约定采访时间。比如，今天才写好约采函发给对方，然后对方说“好，那我们明天采访吧”，结果采访提纲都没写。或者没有事先询问其他小伙伴，就答应对方也不合适。提纲不一定要在约采函之前写，但是至少要有基本的案头准备，能确保如果马上采访，心里有底或很快能够实现采访提纲。
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约采方式：比如微信可以直接发消息，或者发PDF；B站、微博、小红书、抖音的私信有字数限制，不能写太长，也能够尝试在评论区留言；邮箱则可以发约采函。
约采时要体现两件事情，一是对对方的了解，了解越多，对方就会越认为我们足够真诚，越信任我们。二是说服对方，为对方提供接受媒体采访的理由。有时意向采访对象会嫌麻烦，或者当下比较忙，选择不回复或拒绝。如果能让对方意识到其很重要，或者有非其不可的理由，就会更容易接受采访。
当拿到采访对象的微信之后，如何与对方沟通也很关键。第一，在加微信时，有时候并不一定要说明来意，要详细情况具体分析。对于一些可能会拒绝的受访者，一旦我们说明来意，对方可能直接不通过好友申请，连后续争取的机会也失去了。第二，要有礼貌，比如对方发了一条消息，要先拟一条回复的消息，不要不回复，或者等了很久才回复。
加上微信时，能再一次自我介绍。这个介绍要更全面一点，也要和对方建立连接。比如可以说你是如何了解对方的，看过与对方相关的哪些文章等等。
在微信上，可以发一些长度适中或者偏短的消息，分开三到五条，不宜发特别长一段。如果内容特别长，可以发PDF，不然，对对方而言会有压力。
当遇到对方不回复的情况怎么办？我的原则是“事不过三”。比如可以用不同的话术问三次，但是每次的时间间隔要自己把握一下。意向采访对象不回复，不代表拒绝，可以多争取，但是如果发三次都不回复，就需要仔细考虑是否放弃了。
另外，拒绝也不等于说“NO”，要具体观察对方的话术，判断对方的态度，然后询问或猜测对方的顾虑，尽可能给对方解决顾虑。
它的明显特征是一问一答的形式，需要逻辑非常清晰，也能大大的提升信息密度。一般而言，对话稿很适合观点的分享，比如深度营中的记者手机系列，分享是的采写方法论。
当我们找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只能采访到主人公一个人的时候，不妨写一篇自述稿。一方面能够增强读者的代入感；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醒读者，这仅代表说话人的观点、看法。
这类稿件要全面地呈现立体的人物。通常来说，第三人称稿件和自述稿的区别就是信源的数量。只有单个信源是很难写成人物稿的，也不太符合规范。一是缺少外围信源来丰富故事，易引起叙事干瘪。二是信源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进行核实。
我刚开始做题也是从对话稿做起的，它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锻炼几种基本能力。
一是做案头的能力。对话稿要求你的提问要足够独特、新颖，才能提供更多信息增量。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案头方面要啃得非常深。二是整理录音的能力。这并不是大家生来就会的，怎么标注重点，怎么减少差错，都是需要训练的。三是逻辑能力。对话稿特别看重逻辑，采访提纲的逻辑、文章的逻辑，都需要如何去编排。其他的还有约采、写采访提纲、找采访对象联系方式等最基本的能力，这些都是可以训练到的。
当有了一定经验，特别是采访经验之后，再去做第三人称稿件，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这就是在稿件类型上的进阶训练。
对于个人成长也可以建立起一些规划。对于实习阶段的安排，第一段实习可以先去一些地方报纸，培养自己对机构媒体的理解，也可以积累实习经验；后续再尝试到深度报道媒体，学习深度报道的思考方式和操作的过程。对于采编技巧的提升，报选题、稿件拆解复盘都是很好的训练，最好是经常性反思自己的不足，在实操中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提升。
打电话没什么技巧。我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特别内耗，既希望对方接电话，又希望对方不接电话。如果不接电话，我可以安慰自己“打过电话了，但没人接”。如果电话接通，还要担心对方拒绝。打电话只能多练，并不是说练多了就好了，还是要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
发文字等对方回复的时候，我不会内耗。人是具有多样性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特别及时回消息，有时候对方不爱回消息，或现在没空，可能都不会回，这没什么的。在我见识过有人的微信有几千个小红点之后，我等回复时再也不内耗了。
我也存在个人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这主要是指由于知识结构不完善，在看到某一选题时，分析得不够深入，联想不到更深层的问题。这时候可以多看书，也可以去做报道拆解的工作，学习优秀报道的思路，特别是作者的思维方式。
但对于具体某个领域的知识而言，提前有积累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没有积累也不需要焦虑。一方面，做采访时要先做案头工作，案头做好了，自然就会对这一个话题知道。比如财经领域的知识需要慢慢积累，可以一边实习一边学。
另一方面，有时并不是特别需要特别充分的准备，不需要对该领域完全了解，也能把稿子写出来，要根据报道需求判断个人需要了解的程度。我之前做一个关于物流仓储的选题时，曾把它的定义、类型、有关数据全部学了一遍，花费了几天时间。但实际上这是一篇消息稿，大概的操作周期只需要一到两天。后来我发现，自己只必须了解到物流仓储是什么，较为重要的几个数据如何理解，就足以完成报道。
